有人喜欢郎咸平，但我不喜欢。以前说不清理由，于是听人谈起只能笑笑。今天看《激荡三十年-下》，看到说起郎咸平当年说海尔、TCL和科龙的管理层侵吞国有资产，才想起了当年郎咸平的理论让我不爽的是什么地方。
张瑞敏、李东生这些人是持有了企业股份，但没有他们，海尔还会是今天的海尔，TCL还会是今天的TCL吗？至于科龙，潘宁出走就是因为产权不清。而之后顾雏军接管的，不过是一个被掏空的空壳而已。说是空壳还好，根据书中列举的数字，我怀疑科龙在卖给顾时资产已经为负了。不过既然是跟政府做的交易，顾在事后也只好哑子吃黄连。顾用的手段可能是灰色的，这个是制度问题。中国本来就没有什么产权改革的制度。看《激荡三十年》，就发现这三十年的路都是尝试着一步步走出来的。实践证明是对的，就被作为样板推行，而实践证明是错的，则为之负上责任。
要从公有制中走出来，明晰产权，就是在一个没有理论指导，而法律也不健全的环境中进行。顾雏军的错，就是他不明白，这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而郎咸平，也在和顾的论战中走向极端，“提出了‘大政府主义和威权政府’的概念，还以中国电信等垄断公司的经营业绩来证明‘中国国有企业从来不比民企差’”，使自己成为“新左派”的代表。
我可能是受张五常和周其仁的影响，深信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因此，虽然在国有企业产权清晰化的过程中没有当时法律可与不可的明确界定，我尊重企业家的实践。毕竟，这三十年的路，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们走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