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周其仁的《以央行行长为锚的货币制度》一文，其大意是说美元的利率曾经是由央行行长（联邦储备局主席）决定。由于各方压力，央行行长很难把利率提高，直至保罗·沃尔克把货币政策改为以某既定货币发行量为锚，美元才得以走出高通胀的阴影。这让我联想到张五常在他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中提到的中国的货币制度。曾经中国也是面临高通胀（90年代初，中国通胀率20%以上），直至朱熔基实行了以美元为锚的货币制度，中国才得以走出高通胀的阴影。经济学上说，一个国家在短期内总是面临高通胀和失业率之间的权衡取舍。可见，央行行长在实行升息、调整准备金率和控制货币发行量等控制通货膨胀的手段时所面临的压力。
金融危机以来，舆论指责，美国在近几十年一直保持着轻微的通胀，而通胀的负面影响，则由全世界埋单（谁让各国把美元选做国际货币呢）。而中国，则在经济实力大幅提高后的今日，面临着控制汇率的指责（若非中国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谁理你呢）。
用经济学的术语，美国实行的是无锚货币制，仅控制货币发行量，而不以任何实物为基准。在美国控制货币发行量之前，美元取消金本位制以后的那段时间，美元也没有锚，准备金率由联邦储备局决定。因此周其仁将其戏称为以央行行长为锚的货币制度。在这段时间里，美国虽然由于通胀而出现经济问题，但升息却由于短期的经济压力而无法实施。直至保罗·沃尔克改变货币制度才得以改变。
而人民币的锚则是美元，使人民币总是换到某个数量的美元，也就是汇率了。这就是今年国际上（主要是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的原因。因此，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并不仅仅是进出口问题。中国在九十年代调整通胀时没有出现大量失业和经济衰退，是由于工资浮动和开始对外开放。如果这些因素不存在，中国当年也会为调整通胀而付出惨重代价。
在中国面临操纵汇率指控的今天，张五常对货币政策的建议是，中国可以以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锚。这样就避免了所谓的操纵汇率的指控，如同保罗·沃尔克巧妙地避免其关于升息的指控一样。这个在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好办法，虽然实行起来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以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锚，那就如同以CPI为锚一样。而在计算CPI的时候，有两个问题：一、这一篮子物品如何选择；二、物品质量的提升没有考虑在内。除此之外，相对于以美元为锚，以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锚有多一重的困难，那就是控制一定量的货品能买多少物品，并不像控制汇率那么直接。要控制汇率，只需在看到汇率波动时，买卖美元即可。直接控制货币的供求，见效迅速。然而，见到物价的波动，而控制货币量，到货币量足以影响物价却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可能和无锚货币制也差不多）。
困难是存在，但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货币制度的改革是迟早的事。与美元脱钩，人民币汇率不一定升。前段时间人民币汇率稍有松动，由于欧洲货币币值急跌，人民币汇率反而因与美元的联系松动而轻微下跌。但总而言之，无论人民币是要实行像美元一样的无锚货币制，还是张五常所说的以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锚，人民币都是升值的可能性高，而贬值的可能性低。我可能要担心一下自己的工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