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这样的句子，怎么看都是情诗，况且这些句子还出自《诗经·卫风》，更可能是民间的情歌。而《大学》却偏要把它比作品德，无论如何解释，都显得牵强俯会，连断章取义都算不上。《大学》出自曾子或曾子后学，可见在那时就已经有牵强俯会的风气了。而后人再去诠释《大学》，那么对本意的理解，如何能不像差十万八千里呢！
令人疑惑的是，既然能写出《大学》这样的传世之作，曾子等人必然还是有学问的人。那么为什么非得引前人文字，作断章取义之举，而不另立新书？名人之言，虽可为鉴，但莫非寻求真理，就只有从先人之言吗？为何不想一下比人言更可信的实证，却非要以人言为准呢？圣人也会犯错，这不是那些古人也应该知道的道理吗？
由此想到了清代的考证学。花了一个朝代的人的功夫，却只是去考证前人的文字。即便得到了文字的本意，又如何能保证所谓的本意不会被另加诠释呢？古人抒发自己的思想，却非得借圣人的言语作载体。那么后人要抒发思想，必须对圣人的言语另作解释，从而必须推翻先人的解释。当解释一次次被推翻，又有谁能肯定这次推翻后总结的是真理呢？
古人不能用自己的话说自己想说的话，是受了独尊儒术的影响吗？但曾子的时代应当还没有这回事。那么，是因为缺少实证的方法吗？但为何中国以引经据典为风而西方却没有呢？或许在中世纪是有的，只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改变。那么，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清代考证学，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像文艺复兴这样的辉煌呢？
令人疑惑的是，既然能写出《大学》这样的传世之作，曾子等人必然还是有学问的人。那么为什么非得引前人文字，作断章取义之举，而不另立新书？名人之言，虽可为鉴，但莫非寻求真理，就只有从先人之言吗？为何不想一下比人言更可信的实证，却非要以人言为准呢？圣人也会犯错，这不是那些古人也应该知道的道理吗？
由此想到了清代的考证学。花了一个朝代的人的功夫，却只是去考证前人的文字。即便得到了文字的本意，又如何能保证所谓的本意不会被另加诠释呢？古人抒发自己的思想，却非得借圣人的言语作载体。那么后人要抒发思想，必须对圣人的言语另作解释，从而必须推翻先人的解释。当解释一次次被推翻，又有谁能肯定这次推翻后总结的是真理呢？
古人不能用自己的话说自己想说的话，是受了独尊儒术的影响吗？但曾子的时代应当还没有这回事。那么，是因为缺少实证的方法吗？但为何中国以引经据典为风而西方却没有呢？或许在中世纪是有的，只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改变。那么，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清代考证学，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像文艺复兴这样的辉煌呢？
